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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不是我们的武器,哪怕是为真理而战

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层出不穷、娱乐至死的隐私八卦漫天飞舞,作为社会“第四权”的媒体成了党同伐异的宣传工具,甚至很多基督徒也热衷于此。于是乎传好消息的人成了传假消息的人,和平的使者到处拉仇恨……

不,我说的不是今天,我说的是100多年前的美国。

一、新闻业者伦理信条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经过飞跃发展,已基本实现城市化,乡村文明遭受巨大冲击。在传统基督教看来,美国正远离传统教会的宗教理想,城市化和工业化也是其开始堕落的过程。

以媒体为例,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提高发行量,报刊发展取向日趋低俗,上述种种乱象则为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专家帕克、伯吉斯、麦肯齐等人在1925年出版的《城市社会学》中所描绘,他们用大量章节谈到新闻媒体的堕落,“用这种方法来撰写新闻的,则直接诉诸人的欲望和本能,其公式不外乎兜售爱情故事和风流韵事给女人,体育运动和政治八卦给男人。”人们对新闻媒体到底为什么存在,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开始进行很多的反思。

而当时的美国教会则刚刚经历了“第三次大觉醒”,正沿着两条看似相互矛盾的道路发展。一条转向强烈的个人信仰,信仰只是私人事务;另一条则试图在公共生活可以重拾日渐失去的影响力。一些新教牧师们看到媒体对社会包括对信徒的影响远超过主日讲台,而这种影响力又非常世俗化、庸俗化甚至恶俗化,替代了基督教对整个公众价值观和伦理的影响。教会和新闻专业人士开始形成一个共识:新闻业的使命是为公众服务,牧师的讲台和新闻媒体都是真理的保障者,都应该是能够将美国社会联系连接在一起的力量。所以他们共同主张关注传播严肃的事实,反对那些虚假、低俗的信息传播。

于是,最终成为西方社会普遍遵循并影响至今的新闻业者伦理原则诞生了。

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正式发布了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新闻业者的伦理信条” (Canons of Journalism)的自律公约,特别强调责任、新闻自由、独立、真实准确、公正、公平、尊严等等。

遗憾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因为受到社交媒体巨大的冲击,广告利润减少,很多西方媒体的内容取向也变得像百年前一样恶俗,甚至变得越来越政治化、立场化,比如Fox News和CNN,十年前的一项调查就显示他们更多为意识形态服务,使人们对媒体作为“第四权”的信任度大幅降低。

但即便如此,今天西方真正的主流媒体大都还能保持着一定的专业水准,而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100年前的这份自律公约及其奠定的伦理原则和专业精神。特别像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一直重视新闻报道客观公正,仍然是值得信赖的业界权威;《纽约时报》自1851年创立以来,130次荣获普利茨新闻奖,为报界之最;《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这些媒体虽然各有立场偏好,但也正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声音和观点,使民众和政府更全面了解和认知现实。我们可以不认同不喜欢某些主流媒体的立场和观点,但却不能轻易否定其新闻报道的专业能力与水准。

现在很多人对西方主流媒体较多抱持负面印象,或者一概而论,其实往往更多是受政治人物的鼓动且缺乏深入了解。更何况,主流媒体除行业竞争外,也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实的报道不仅会带来声誉损失,也会被诉诸法庭,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例如Fox News现在就面临着Dominion投票系统公司有关选举指控的诽谤诉讼,求偿高达16亿美元。

二、网路推手的忏悔与基督徒互联网公约

让我们把镜头拉到2012年12月的北京。那时我在基督教媒体机构服侍已过10年,见证了互联网对传统媒体传播带来的巨大改变,并积极尝试使用博客、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平台。特别是看到微博对传统大众传播模式的颠覆性改变,以及新媒体带给福音传播的巨大机会。

那时,我刚好认识了国内一位著名的网络推手,他策划了很多著名的网络事件,也捧红了某某妹妹等很多网红。那时他刚刚信主,我非常想向他这样的业界人士学习网络传播的经验和秘诀,于是邀请他在我们举办的一个论坛上面分享。

我记得会议第一天,他针对基督教传播中对营销的不重视,提出了很多的批评,一些已有的操作和手段,也是非常笨拙、不给力,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可是到第二天他正式分享的时候,忽然痛哭流涕。他说:“其实,我想要帮助我们主内的这些媒体来做营销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那些炒作、那些营销、那些手段依靠的都是谎言和欺骗,都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所不应该去做的!”

他的分享深深感动了与会的每一个人,也深深地提醒我们:谎言不是为真理而战的武器。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所采取的手段不仅是为了达成目的,也要反映目的,与目的的属性相称。

2013年底到2014年初,国内有几位做公益和做互联网的基督徒,发起了一个“中国基督徒互联网公约”,呼吁基督徒联署,也得到了很多的回应和支持,有很多知名牧者签名,据说签名人数最高超过30万。

公约指出,互联网是一个新兴的属灵战场,是基督徒的未得之地,给信徒和教会都带来挑战,还有试探。呼吁大家“不发布、不转发不确实的消息,未经证实的消息不发布不转发,或以求证的方式发布转发。”基督徒是基督耶稣在网络上的见证人,要留心做光明事,言行与所蒙的恩相称;信徒要有公共意识,要时刻谨慎,尽量造就众人,不给撒旦留地步。

公约也提醒基督徒在网络上要注意维护基督徒的整体形象,不互相争竞、诽谤、论断他人,与主内朋友彼此尊重。有不同意见则宜凭爱心私下交流提醒,避免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在未信主的人面前彼此批评攻击等。

三、两份自律公约中展现的伦理意识

中国基督徒互联网公约和一百年前的美国新闻业者的伦理信条,在本质上都是自律公约,其中体现出相同的伦理意识,非常值得今天新媒体时代的我们重视。

首先是身份意识。互联网公约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并不因为虚拟的网络空间而改变,我们仍然是耶稣基督在互联网上,在新媒体上的见证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的使命仍然是爱上帝,爱人如己,并且透过互联网把上帝的爱分享给每个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宣教的态度。

“新闻业者公约”就是提醒自己作为新闻业者、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的身份,而我们基督徒在这“人人皆媒体”的时代,也更应该清楚地知道,基督徒是基督的媒体,别人认识信仰、认识基督,很多就是透过我们的朋友圈来认识的。宣教成为了生活方式,我们更新每一个动态、转发每一篇文章时,都需要有这种强烈的身份意识,并以此提醒自己。

因此,我们需要有责任意识。作为新闻从业者,要对报道的内容负责,对公众负责。我们虽然不是专业的媒体人,但正如基督教惠顿学院教授、葛培理福音中心主任斯泰泽(Ed Stetzer)所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甚至比新闻记者更高的自我要求,因为……我们背负着主的圣名。如果我们的朋友家人因着我们所分享的各种消息而不信任我们,他们也将不会听进我们所分享的福音。”我们也需要对我们所分享的内容进行分辨、核实,对代价和后果要有担当,错了就要勇于承认。

再就是公共意识。新闻业者自律公约中,特别提到报纸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媒体,是服务于公共的,是为着社会共同福祉的。而2014年的基督徒互联网公约,也特别提到说公共空间,就是因着“网络的开放性和转发的便捷性,我们任何的发言都是实时的公开的,任何人都能看到的,这就要求我们有公共意识,也要顾及到别人的理解和感受,所以要时刻的谨慎,尽量做到造就众人,也要习惯被批评,谦和的面对。”

四、禁酒运动的成与败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基督教的“大觉醒”运动,也称“大复兴”。对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关注是历次大觉醒的常规主题,第三次尤甚,不过理念和路径不尽相同。第三次大复兴的代表人物是大家所熟悉的布道家慕迪(D. L. Moody),他认为基督教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但“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个人信主重生而获得解决。”后期他则比较悲观,曾说“我把这世界看作是一条坏船,上帝已给了我一艘救生艇,对我说:‘慕迪,尽你所能拯救所有人吧。”

也有一些教会积极参与政治,希望透过参与法律的制定来提升社会道德,回归传统基督教的价值观。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著名的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针对酗酒带来的社会问题,当时教会不分宗派积极参与,并呼吁政府立法禁酒,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1914年有14个州立法实行禁酒;1917年除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州外,其余州全部批准禁酒;1919年更通过法案,美国全国禁酒,可谓获得“完全的胜利”。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后来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富有群体中饮酒量其实并未减少,而在其他群体里饮酒虽有下降但并不明显:人们只是不再公开饮酒而已。另一方面,禁酒催生了走私、私酿和黑市,进而形成了控制黑市的黑社会,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极大的危害。荣获2011年金球奖的电视影集Boardwalk Empire (中译《大西洋帝国》) 就生动地描绘了这段历史。禁酒运动也引起社会对教会强行推动自己的道德观念反感和反弹。道德上本意美好的主张,如果忽视了复杂的人性和市场的规律,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上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1920年代,美国进一步城市化,此后遭遇农业萧条,原本最支持禁酒的农民出于粮食价格的考虑,开始呼吁取消“禁酒令”。同时禁酒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假酒造成的伤亡、黑手党的兴起、巨大的执法成本等等也让政府考虑开始废除禁酒法案。1933年国会批准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允许全国自由销售酒类,禁酒运动寿终正寝。

禁酒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教会试图透过政治手段影响社会道德的失败。后来的研究者,包括中国的社会学者普遍认为,“历史经验说明,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制和规范社会道德和个人生活习惯的做法不仅行不通,还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

五、争夺新闻业的灵魂及时代背景

禁酒运动虽然失败,但却阴差阳错催生了女权运动。为了能在议会中通过禁酒法案,到20世纪初,许多州都给予了妇女选举权。在经济和教育上已经有所突破的妇女借禁酒运动进入公共领域。当时的教会也普遍关心并积极参与社会进步运动。例如建立了救世军(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对贫民进行帮助,呼吁资本家给予工人合理的工资,推动建立公立学校,设立招收妇女和黑人的神学院,更从宗教道德角度为反奴隶制运动提供有力的伦理基础。

传媒及历史学家罗杰斯(Ronald R Rodgers)在他所著的《争夺新闻的灵魂:教会讲坛VS新闻出版1833-1923》一书中,详细讲述了美国的主流教会和主流媒体在进入市场和思想的大众消费时代后,如何在共同的危机中找到共同的使命,达成共识,共同构建行业和社会伦理。

当然,当时很多牧师也是记者,一些记者也有一定的宗教背景。但是罗杰斯的研究中也特别提到神学观念的不同带来不同的实践。而新教牧师特别是其中比较倾向于社会福音的,由于他们相信上帝临在于一切世俗活动,从而积极参与并推动新闻工作者树立为社会公共福祉服务的使命。

这些理念在宣教上也有体现。第三次大复兴的一个标志和成就是“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兴起。“1920年的宣教大会可说是这次运动的最高峰,共有6890个学生来自949个院校参加。有2783个学生在大会中加入志愿团。到1945年止,至少有二万五百位学生曾签名普林斯顿宣言、参予宣教事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慕迪的好友皮尔逊(A. T. Pierson)对传福音和慕迪一样的迫切,号召“在我们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他也非常欣赏戴德生及“内地会”的信心差会模式,并在不同场合支持推广他们的事工。

但相较而言,皮尔森更重视文化使命,他认为践行大使命“意味着建立教会、学校、圣洁的报刊、医疗传教团,……宣教是从传福音开始的,但与基督教教育、出版、建立教会、训练当地信徒等一切都有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则认为“学生传教运动的崛起与神学理论的突破使海外传教运动的面貌发生巨大改观,导致了传教政策和方法的变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志愿运动大会

六、迫切需要伦理建设的今天

2020年,随着美国大选投票将近,新媒体“重立场轻事实”的现象凸显。各种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假消息层出不穷;对主流媒体的污名使人无所适从难辨真假;对不同党派的政策和候选人妖魔化、邪恶化激动着人们的情绪;社交媒体为诱导人们消费行为的算法成为操控群体意识的最佳工具。最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基督徒,包括牧者领袖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一时间传好消息的人传假消息,和平的使者拉仇恨,严重伤害教会的合一和见证。问题和出路又在哪里?

1923年的《新闻业者伦理信条》和2014年的《基督徒互联网公约》带给我们很大启发和鼓励。即:参与构建行业和社会伦理可以成为基督徒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进路,并且首先自己要践行并成为见证。

新媒体时代是“人人皆媒体”的时代。曾担任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二十四年的艾丹·怀特(Aidan White)说:“当下,不仅仅是新闻记者需要注意言辞、尊重事实;每个在公共信息圈内发言的人都需要注意伦理约束。”而如果我们认为主流媒体不可信的话,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更需要特别重视。“即便事实看上去对我们不利,我们也不必去寻找一个相反的故事。因为我们对更伟大的事实抱有盼望。我们相信,真理是在耶稣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当我们不尊重事实的时候,就是不尊重耶稣。”斯泰泽教授这段话是2016年大选后所写,深刻说明传播伦理为什么对基督徒如此重要。

罗杰斯教授在评述自己《争夺新闻的灵魂》一书时说到,“今天,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已经改变了新闻的消费和分享方式。这个行业正在努力寻找支持新闻业的新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记者们正努力保持自己的脚步,因为他们试图为新时代重新定义自己的新闻伦理。这是一场与过去不一样的界定新闻使命,争夺新闻灵魂的斗争。”基督徒、牧者能够再次参与其中,影响未来一百年吗?

不单是媒体和新媒体,新冠疫情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虚拟实境等技术即将大规模进入我们的生活,如同生物科技等等,都会对社会伦理带来巨大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Audrey Azoulay)曾撰文呼吁社会各界的重视。“我们如何确保算法不侵犯隐私权和数据保密权以及选择自由权和良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如果我们的意愿可预测并受到牵引,我们的行动自由能否得到保障?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编程不会复制社会和文化成见?…… 能否对价值观进行编程?由谁来编程?”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摆在教会和基督徒面前的时代的需要和挑战。当然,也是机会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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