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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咪兔第一人伊藤诗织:我就像把脸伸进蜂巢

今年7月下旬,被称为日本咪兔第一人的伊藤诗织应出版社之邀来到中国,推介她的新书《黑箱:日本之耻》的中文版。她也是BBC纪录片《日本之耻》的主角。在为期11天的旅程中,她来到北京、上海、杭州、成都,与中国读者面对面交流。

目前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转到英国的伊藤诗织,作为纪录片导演正在拍摄关于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及其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中国之行前的7月8日,因为性侵案再次走上法庭,她也再度进入了日本公众的视野。

无所不在的“黑箱”

伊藤诗织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事情还要回溯到2013年,在纽约修读新闻和摄影专业的伊藤诗织,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学业。就是在那间酒吧,她认识了时任TBS(东京广播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的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传记作家,在日本新闻界十分有影响力,并且因为与安倍及政界往来密切而为人们所熟知。

身为新闻界前辈的山口告诉她,TBS华盛顿分局一直在找实习生,有意愿可以随时与他联系。2014年,即将毕业的伊藤诗织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山口在邮件中为她引荐了一个在纽约实习的机会,伊藤对此心存感激。

2015年,毕业归国后在路透社驻日记者站工作的伊藤考虑去美国工作,因山口此前曾表示TBS华盛顿分局随时招实习生,她便向他发送邮件询问。山口表示确实有实习机会,并邀请她于2015年4月4日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商谈工作签证以及工作相关事宜。

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在与山口喝了一些酒后,伊藤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后,她忽然感到身体难受,再度起身去洗手间。一进洗手间,她立刻感到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水箱上。之后便不省人事。

再次醒来时,是在一间酒店房间中。昏昏沉沉中,疼痛扑面而来,涌入眼前的画面让她意识到自己正遭受着什么。当她想要逃跑时,又被山口揪住肩膀,拽倒在床上。伊藤被死死按在床上,她又一次被强暴了。反抗没有用,挣扎没有用,哀求也没有用。在几乎要窒息的时候,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被杀掉了。

在整个过程中,山口全然不顾伊藤诗织身体上的抗拒和言语上的质问,事后又是一副哄劝的口气:“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面对山口的否认,伊藤诗织在友人的鼓励下前往警署报案。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

伊藤诗织说:“在日本,为咪兔发声的行为,大概就像把脸伸进蜂巢一般。这里对性暴力、性骚扰的不理解与偏见依旧根深蒂固。……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咪兔难度非常大。因为得不到支持,担心二次伤害,很多人选择缄口不言。消解这样的不安,是我们作为社会一员的任务。为了体现这一点, 把这个活动叫做We Too如何呢?于是,基于‘不做旁观者,无论怎样的骚扰和暴力都绝不容忍’的理念,我开始了We Too活动,而不是Me Too(咪兔)。”然而,发起We Too并非易事。2015年4月30日,伊藤诗织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一年多后,检察官判定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在日本,想要将性暴力诉诸法律究竟有多难呢?BBC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有一段话:“日本这个国家,对什么是强奸有着不同的定义……人们依旧普遍认为,除非是陌生人对你进行攻击,你予以反击并在过程中受伤,否则就不构成犯罪。同样的,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那就不可能是强奸。如果其中还涉及到饮酒,那就彻底与强奸无关了。”因此,在日本,如果你在遇到强暴时没有大声呼救、让对方对你施暴留下伤痕来证明性行为是非自愿的,法律多半不会认定是性侵。

事发至今,已经过去4年。伊藤诗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她已从一位性侵受害者变成了性别平等的倡导者,立足自身经历,力图纠正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的性别偏见。

不要用扭曲的回应,做施虐者的帮凶

其实,日本文化并不鼓励受害者说出真相,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从小就在这种“沉默文化”中成长的伊藤写道:我大概能够预想到此类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我经历了法律程序上的失败,我的案子被中断。我意识到对于此类案件、尤其是对性侵案受害者的支持是多么零星稀少,受害者无法寻求公正,而媒体也努力避免触碰,尤其是牵涉到权力时。

而恰好就在今年,《今日基督教》报道的日本基督教学院(Christian Academy in Japan)的性虐待案,让人们看到,如果一种文化中的人选择不把阴暗面摊开在真理的光照之下,即便他们的头脑接受了福音,却在生命中留下了未被更新的死角。

这所位于东京郊区的学校建于1950年,由六家宣教机构组成,是一所为宣教士子女开设的寄宿学校。当宣教士在海外宣教时,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一些机构甚至要求宣教士这样做。目前学校正在调查总共66起过去数十年发生在校内的虐待学生的案件。校长安达•福克斯韦尔(Anda Foxwell)在学校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这些虐待事件发生在25至50年前,“作为一所学校,我们没有为孩子们提供我们应该提供的培养和关怀的环境。”

他强调现在的日本基督教学院已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拒绝一种压制真相的沉默文化,这种文化禁止儿童在遭遇中得到倾听。我们承认,工作人员以伤害和有害的方式利用他们的权力对待学生,学生们很容易受到伤害,我们想对一些孩子遭受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悲痛。”

日本基督教学院关注校友委员会主席底波拉 •罗兹(Deborah Rhoads)表示:今年早些时候,该校六位校友向学院发送了关于教职工涉嫌性骚扰和性虐待的邮件,随后,八十名校友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一家“声誉良好、独立且双方都同意的机构”进行调查。

和基督教学院有联系的另一家机构SEND 在去年11月得知这些指控后,委托第三方进行了独立调查。声明指出,调查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声明说:“我们的愿望是尽快以最像基督的方式将真相公布于众,以便给幸存者带来一种结束感,并帮助他们开始愈合。”

负责协调调查的律师特里萨·塞德博瑟姆(Theresa Sidebotham)表示,一些虐待幸存者正在参与调查。她说:“我们想确保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做出正确的回应。我认为,我们的愿望是,尽我们所能把真相公之于众。”

“恩典”(Grace)事工机构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博兹·奇维坚(Boz Tchividjian)曾是一名处理虐待案件的检察官,近20年他一直在“恩典”事工中工作,该机构致力于解决各地的信仰群体中的虐待问题。倾向于掩盖真相的,绝不仅限于日本文化。奇维坚谈到,由于受害者所经历的残酷,他们往往失去了伸出手大声喊出来的能力。当一些受害者最终勇敢而颤抖地走出阴影时,他们所在的宗教团体往往会惩罚或不相信他们,这更加重了受害者的痛苦。

通常情况下,一些宗教团体会用扭曲的属灵建议来回应被揭露的虐待行为,将伤者推回到阴影中,让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受害者常常发现他们自己更困惑了——“这算是虐待吗?”“是我的错吗?”“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吗?”可悲的是,由于他们被孤立,许多受虐者无处寻求智慧的答案——而这是走向自由和医治的第一步。因此,他们被困在黑暗和痛苦的阴影中,最终放弃了希望,甚至离开神。而因为没有明智地先来寻求真相,一些信仰群体事实上成为施虐者的帮凶,也损害了信仰群体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你不仅没有摧毁我,我还要去救别人

伊藤诗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大部分性侵案件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这并非事关性企图,而是关乎权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

在《黑箱》一书中,她进一步解释,当强暴结束后,她听到山口对她说:“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怪可爱呢。”当她要求山口把内衣还给她,却被嘲讽说:“回头送你一条行了吧!”伊藤诗织尽量以冷静理性的口吻分析道:“仔细追究他说这句话时背后的心理,恐怕会发现,其源头是一种想要征服、操控他人的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不只伊藤一人认为性侵关乎权力与掌控。创办“勇气会议”(Courage Conference)的阿什利·伊斯特(Ashley Easter)是持同样观点的一位美国基督徒。她为受害者写作、演讲和辩护,提倡讲出真相。“勇气会议”则致力于帮助受害人得到医治和康复,同时教育教会领袖如何预防和正确应对虐待,避免给受害人带来再度伤害。

研究虐待行为的学者认为,权力和控制是虐待行为的潜在动机。阿什利注意到,受害者往往会认为自己激怒了施虐者,并引发了虐待。施虐者也会肯定这一点。但“问题不是受害者引起了施虐者的愤怒,甚至也不是施虐者有脾气,而在于施虐者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有控制他人的权利。任何侵犯这种权力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他们的极大侵犯。施虐者将受害人视为他们王国的臣民,唯一的目的就是服从他们的意志。”

并不是受害者引发了虐待反应,而是施虐者有一种扭曲的观点。“像性虐待这样的犯罪,最终的动机并不是性欲,而是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受害者的控制。”社会赋予某些人物权力,如教师、老板、政府官员、执法人员以及神职人员等。权力的不平衡带来了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

阿什利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无论你是男是女,是儿童是成人,你都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你有与生俱来的价值。社会,有时甚至是宗教团体,会试图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制度。有些人会说,你的性别或你的种族决定了你的价值。……这是谎言。”

曾遭遇性虐待的阿什利从伤害中走出来,希望藉着自己的经历帮助其他人,并对站在虐待者背后的罪恶权势宣告:“你不仅没有摧毁我,现在我还要把别人从你的魔爪中拯救出来。”

伤害不能再来定义我们

受害者往往会带着标签生活。伊藤诗织说:“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感到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好像别人在钳制你。”她说出了受害者普遍的心理。性虐待损害了受害者的自我意识,带来一种消极的、毫无价值的自我形象,并加强心中的负面情绪,甚至助长受害者的自残。扭曲的自我形象也会导致与他人的隔离。事实上,性虐待增加了污名感、肮脏感和伤害感。

哥顿神学院的贾斯汀·霍尔科姆(Justin S. Holcomb)教授认为,身份问题是受害人扭曲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是谁”的身份感到困惑,可能会导致自我谴责,或将自我视为虚无。面对受害者负面的自我形象,亲友或咨询师可能会建议使用增强自尊心的方法,重建受害者的身份。但这些自我提升的方法最终只是徒劳,因为我们无法自己医治自己。研究表明,这种自助式的医治会导致更进一步的自我伤害。

霍尔科姆解释说:“拒绝简单的提升自尊的方法,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让你继续自我厌恶,而是因为存在更好的东西。自爱、自力依靠和自我医治的故事所带来的身份认同,长远看会产生更黑暗的羞耻和更多的痛苦,因为自我创造的幻觉是无法维持的。要经历医治和自由,你需要知道神关于你是谁的陈述,而不是自我产生的积极的陈述,或你的耻辱经历告诉你的谎言。面对扭曲的自我形象,重建身份是对耶稣有信心的结果,是建立在耶稣的工作之上。”

我们需要一种更大的爱来拯救我们,一种能克服失败的影响,恢复我们失去的尊严的爱。我们需要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重建被虐待所破坏的身份。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使你和神之间破碎的关系得到和解,而且使你成为神的儿女。霍尔科姆说,福音改变了我们的身份问题。一旦我们知道上帝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与上帝、他人和自己相处。为了打破羞耻的循环,我们需要神,在祂面前我们可以抛开伪装,坦露真相。

我们的新身份是藉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白白赐给我们的,而不是靠我们用权力和掌控得来的。我们被接纳为神的儿女这个事实,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解脱,因为我们并不是注定要作为一个受害者生活。我们受到的伤害可能需要时间愈合,但伤害不能再来定义我们。在基督的得胜中,罪所带来的恐惧和羞耻被驱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喜悦,因为我们成了神所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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