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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非洲孤儿院

在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的小渔村里的孤儿院,我当了整整两年半志愿者之后,越来越多亲友、同学、甚至给我送过快递的顺丰小哥,都开始不约而同地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我的回答总是“不知道”,毕竟是真的不知道,就连我自己也经常问上帝类似的问题。

我的生命,就像一杯牛奶掺可乐

我从小就是一个性子比较野的女孩,初中叛逆期,仗着成绩好拼命和家长、老师对着干。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唯一的女儿却像个小混混。母亲为此辞掉工作专门照看我,可惜我们两人都生性好强,她被迫放弃职场、我被迫受到管束,都觉得像被上了枷锁,双双抑郁。她爱我爱得激烈,但我不懂回应体恤,彼此以恶相向,日复一日各自都想到了死。也试过去死,可人本性又都是惜命的,一次次下来,只得羞耻于自己的失败和得过且过。

就在弦将崩断之时,母亲偶然遇到我小学时的钢琴老师。钢琴老师向她传福音,并邀请她去教会。她当即就去了,道没有听懂多少,却被赞美诗唱得泪流满面。三个月后她决志信主,带我去教会,我出于好奇就答应了。

记不清究竟是哪一点击中了我的心,我在上帝的圣洁面前溃不成军。但高中几年时间里,我明知自己是得救的,却怯于向周围人作见证。心中光暗交战之时,像有人拿一把钝刀慢慢割你,痛得不行。

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一幅画面:左手一杯可乐,右手一杯牛奶,我一口可乐一口牛奶地喝着,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掺在一起。那杯颜色不明、泛着泡沫的液体一喝下去,人就吐得昏天黑地。有声音传过来:那混合物就是你生命的光景,味道不太好吧?天父一棒子把我敲醒:不可与世界妥协。

大学到了一个新环境,我一开始与人打交道便会提到自己的信仰。我和另两位大一的姊妹一起建立了大学城第一个学生团契,每晚挨个宿舍敲门传福音。团契从最初的三四个人,到我离校时已近五十人。

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媒体,采访、赶稿,日子按部就班。我以为,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定就是上帝的计划了。但神却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在连续几个月里,我不断接触到各种关于非洲的影像和消息。碎片组合在一起,便打开了某扇被封尘了多年的大门。我突然想起,初中之前我一直莫名其妙地喜欢非洲,不仅是说说看看,曾经一度铁了心要去长住,还买了很多资料研究。因为年纪小只好放到一边,后来就抛到脑后了。回头一看,这个念头愈发清晰像一条天父从起先就设计好的路径,虽然那时我并不完全确定非洲就是我的呼召。

当时我试图在网上申请大型跨国NGO的志愿者服务机会,甚至考虑过合资企业驻非的工作岗位,但都没有下文。直到有一天,教会的一位传道人听说我正绞尽脑汁想去非洲,立刻说:“你愿不愿意通过我服事过的主内德国NGO去坦桑尼亚的孤儿院看看?”我和母亲祷告后都很平安,像是在铁轨分叉交错的隧道里迷糊了好久,突然看见前方一小点亮光,就欣喜地朝前跑去。

我写了邮件给坦桑尼亚的机构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他很快回复,同意我前往。2015年7月,我坐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以下简称“达市”)的飞机。

作者带毕业班的孩子外出春游
作者带毕业班的孩子外出春游

我的童年从23岁才开始

同年11月,结束在一间学校两个月的短期服事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维多利亚湖(非洲第一大湖)湖边的奇蒙多(Kemondo)儿童之家——这是一所孤儿院。

孤儿院距离湖岸仅五分钟路程。将近一百五十个小孩,从裹着尿不湿的到已经考上大学的,以每间屋子12-15人的密度,混住在9所被漆成不同颜色的砖头房子里。除此之外,院里还配备一所被称为全地区“最优”的全英文基督教私立小学(除孤儿外,学校也招收正常生源)、一所于2018年年初建成的全英文基督教技术中学、一个烘培坊以及一个木工作坊。

我第一年的任务是教3-7年级(坦桑尼亚的小学为七年制)的小学生“英文创意写作”,同时给院里编一本“杂志”。我真的有点懵,因为我最不愿意做老师,怕管不住学生、怕下命令、怕误人子弟、怕话语失效的无力感。

那天早上第一次去学校,正巧碰上全校五百多个小学生穿着校服排列在小操场上,扯开嗓子唱:“感谢耶和华,赐给我们雨水和大太阳,赐给我们面包和玉米、鹰和麻雀,还有吃的鱼、喝的茶。生命可真好啊!”旁边的校园乐队,拼命击鼓敲钹。架子鼓由各种汽油罐、玻璃瓶、塑料容器和废铜烂铁拼成,被他们耍得风生水起。

这些小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是院里长大的孤儿,他们遭遗弃在草丛里、医院门前、街边的阴暗处,有的几乎被车碾死,有的差点被拿来当作巫术用以献祭的祭物,有的曾在父母去世后被叔伯强奸。他们被人发现,送进孤儿院,长成了眼下这般挺拔又阳光的模样。

第一堂课,五年级。我让他们互相观察,并写一篇关于自己同桌的小短文,从而大致了解每个同学和他们的英文水平。收上来的作业里没有太多逻辑,文法和拼写也是笑料百出。大部分人满篇写的只是两人因为抢玉米糊糊干了一架呀、同桌在去打水时一不小心摔了满身泥巴呀,其中有个男生写道:我祷告我的同桌能够称为未来坦桑尼亚的总统!我一面看,一面用红笔在旁边批改。41篇批下来,竟毫不乏味,只觉得生机勃勃。

隔两天再上课时,我一走进教室,就见破破烂烂的黑板上横七竖八地写了一行粉笔字:谢谢你,Madam Ray(Ray是我的英文名)!后来混熟后他们告诉我,此前从来没有老师这样批改过他们的作业。

对于这个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亚洲人的小村庄,我想不通小屁孩们是从哪学了“谢谢你”三个汉字。打那以后,给四个班上课、一起到井边打水、包扎摔伤的创口、让姑娘们编头发、和小子们踢足球弹吉他、一起生火做饭喂鸡放羊,就成了我生活重心的全部。每天我都迫不及待地往教室赶,连做梦都和他们一块儿跑跑跳跳。

有一次我得了疟疾。停课的那几天,房间里面堆满了烤土豆、玉米糊、香蕉和豆子,还有五颜六色的野花。那些都是孩子们省下来的午餐,平时他们饿急了偶尔还会为食物打架。

上帝是奇妙的,祂知道中国大城市长大的孩子没有童年。祂眷顾我,让我的童年从23岁才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渔村正式开始。这里到处油绿油绿、群山环绕,到处种满了香蕉树和木薯,其间散布着一小幢一小幢用红土和桔梗糊成的泥巴房子。白天一下雨就下大半天,一出太阳又晒得人睁不开眼。晚上呢,星星像大饼上的芝麻一样撒满天,一整条银河明明朗朗地挂在头上。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 摄影/邱敏

我们在上帝眼里不也是病入膏肓吗?

刚到孤儿院时,大家会不自觉地对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像是怕触发某个隐藏的秘密机关。常年在孤儿院的127个孩子,其中有一小半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生来带病,父母要么皆因艾滋病去世,要么已病重失去了抚养能力。

记得不止一个人问我:你说这些欧洲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给这些艾滋病孤儿提供比当地其他村里的孩子都要好的生活呢?他们总有一天是要死的呀!

听了如此厚黑的提问,虽然心里有点堵,有那么一次两次,我甚至和提问者吵起来,气哄哄地质问他们:你凭什么觉得就因为他们是孤儿、有不治之症,就该过低于正常人的悲惨生活呢?之所以生气,因为那会儿其实并没有理出清晰的思路来回答,可能他们这么问本来就挺合理的: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的确何必花那么大力气把他们养得健康又灿烂呢?

两年半来,我在坦桑尼亚参加了四次葬礼。死者都是院里长大或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三个人是艾滋病病发,一个是车祸。其实绝大部分定时定量坚持吃抗艾药物的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只是感冒发烧比普通人多些。但偶有突然身体机能失常、药物失效,人就走了。可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吗?身心健康的少年出门赶个集,也有可能被喝醉的司机撞倒。

于是,好长一段时间孤儿院都被一股灰扑扑的低气压掐着脖子,令人呼吸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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