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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看待福音与文化的关系?

我们从圣经承受生命,“在世而不属世”。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亦在文化之上!

一、文化——人的产物

人一生下,就承受了两种产业,其一是上帝藉着物质世界所给予的,如阳光、空气、山川河流、森林、食物等;另一是某种传统文化给他的,如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前者属天然的,后者则是人为的。若要区别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人为的,可用一简单例子说明:河流是天然的,运河是人为的;石头是天然的,石器,比如用石磨成的箭头,是人为的。

人创造文化。文化是由人的生活习惯、思想、知识、语言、情感、经验和意志力所产生的。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化或应加上这一族群的地理环境、历史、以及民族性等成份进去。

人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生长,逐渐的,由于习惯而喜爱它,对它有浓厚的感情,因而想卫护它,扩大它的影响。文化的凝聚力使同文化中的人,不管好人或坏人,也不管教育程度高低,能够找到结合在一起的基础。

然而文化并不是绝对而不可变的东西,相反的,文化的可变性和融汇性都很大。由于近代交通工具发达,不同的民族接触频繁,地域性文化乃逐渐减退,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五、六十年前中国读书人普遍的服装是西装裤、皮鞋,配上传统的长衫,若遇大典,加上一件马褂。城里人结婚则有所谓“文明结婚”,雇洋乐队开路,(乐队常奏的调子竟是当时美国流行电影《风流寡妇》那调子),入门照旧拜天地、拜祖宗灵位,然后闹新房、切蛋糕,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可见文化可变,新旧可以融汇。

前些年笔者访问耶路撒冷,认识了一位犹太拉比。这位拉比是美籍犹太人,对美国社会情形颇熟悉。谈话中他说:“欧洲人移居美国,第二代便完全美国化了。你们中国人移居美国,第二代多少还保留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到第三代,中国孩子们除了仍用筷子吃饭之外,很难从他们身上闻到什么中国文化的气味。至于我们犹太人,我们居留美国十代八代仍然是犹太人,守犹太风俗,行犹太礼节。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他问我。

“这一点倒想请教。”我答。

“很简单,”他说:“美洲是欧洲的延伸,欧洲人移居美国容易适应,他们和美国白种人文化上同根。你们中国人有东方文化,儒家的传统思想成为维系你们的一种力量,但是这种以伦理哲学为核心的文化,其影响力不够深远,比不上那维系犹太民族的力量。犹太文化以宗教信仰为核心,所产生的凝聚力及影响远超过以伦理哲学为核心的文化。”

我对他这种看法表示同意。宗教的绝对性强,文化的可变性大,二者所产生的力量不同是当然的。在任何大都市居住过的人,都会接触到多种文化,文化的价值既然不是绝对的,适应多种文化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纽约市向被称为三“I”城市,因纽约市民多数来自三个“I”字头的国家——意大利、爱尔兰、以色列(Italy,Ireland,Israel),所以有人说纽约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各族裔保留自己文化的一部份,也接受他族的文化,冶于一炉。

然而我们若谈东西文化,就会发现二者会有较大的距离,互相抵触的地方亦较多。中国留美同学多少会有这类经验。作者四十多年前来美,曾受友人之托带来一束以民间故事《二十四孝》为题材的国画,看看能否在美国人中卖几个钱。

有一天我约了几位同学到宿舍房间,让他们观赏我带来的国画。其中有一张叫《王祥卧冰得鲤》。王祥是个孝子,母亲有病,想吃鲤鱼,可惜时值严冬,河面结冰,无法捕鱼。于是王祥脱光了衣服躺在冰上,他的孝心感动天地,有条鲤鱼破冰跃出,让王祥拿去烧给母亲吃。我略略把这故事向同学说了,心里颇为得意,以为自己在宣扬中华文化。

同学们听后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发一言。过些时候,同我较熟的一位忍不住开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画家会拿这样的故事入画?在我们听来,那位王祥一定有精神病,母亲想吃鱼,那季节无鱼,就该劝她吃别的。牛排不也富有营养?再不然,开罐头鱼也成。他却脱光衣服去躺在冰上。我也爱我妈妈,要是我像你们的王祥那样做,我妈必定把我送精神病院治疗。”文化背景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你能说谁对谁不对?

清朝末年,大臣李鸿章访欧,那是近代东西文化接触之始。官场传说,李到英国时,英首相接待他,请他去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观赛中英相告诉李,球场上追逐着的那些球员都是英国贵族子弟,李听后愕然,说:“既然是贵族子弟,怎好让他们在那里挥汗如雨,何不请他们上这里坐,叫仆役们下去替他们奔驰?”以后李到德国,见了当时普鲁士著名政治家俾士麦。俾士麦送给李鸿章一只德国种小狼狗,还告诉李这狼狗出自高贵品种。过了一星期,李第二次见俾士麦,俾问李喜欢不喜欢他赠送的小狼狗,李答:“汤鲜得很!”原来他回大使馆后交代厨子把狼狗宰了煨汤。还好翻译官对这句话不敢据实翻译。中西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果然有这等事也不足为奇,却是说明了文化上的价值不是绝对的,更谈不上有永久价值。

二、福音──上帝的恩赐

从广义讨论文化,有的时候也把宗教列入文化范畴中,视为文化的高层次,然而更多时候信仰能够超越或突破文化的藩篱。文化有浓厚的地域性或族群性,而宗教以人性人心为对象,容易越过种族或地区的范围。前些年大陆文化界有“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有些开明学者主张“人道主义”高过所谓“社会革命”,因为人的本性应被视为高过于阶级差别,而人道主义乃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因素”。

我想这种论调已颇接近于宗教意识,就是能够看到人道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应突破种族或地区的限制。各大宗教在传布各自信仰的时候,很少局限于本族群中。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区。回教传布越出了阿拉伯诸国范围;基督教更不用说:“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提前2:4)

好多年前葛培理牧师访问中国,在某次聚会上,有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向葛牧师提出一个问题:“请问基督教对新中国的建设会有什么贡献?”

当时葛牧师的回答是:“基督教信仰以全人类的得救为目标,人类受罪的捆绑,不能逃脱。人心空虚,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全世界都一样。基督教传耶稣救世的福音,无论那一族群,那一国家,都需要基督,都能从基督获得拯救。”这就是说“福音”并不是某一国某一族的问题,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共同的问题;福音是上帝藉着主基督赐给世人的恩典,它本身的普遍性使它突破任何型态文化的藩篱。

其次,真诚的宗教信仰,使人渴慕那具有永久性价值的事物。人虽然生活在某种型态的文化环境中,但人的终极关怀,往往使他超越了现实生活和环境。有关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归宿诸问题,不是一般风俗、习惯、法律、制度或甚至文学哲学等所能提供解答的。

既然如此,严格说来,文化,无论哪一区域哪一族群的文化,很难影响宗教信仰;因为文化的可变性大,它不是人生终极的关怀。可是,事实上,文化也常影响宗教信仰而产生正面或负面作用。

我们都关心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已经有很多教内教外学者们在热烈讨论这问题。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福音与文化”,笔者不想把基督教当作一般宗教来讨论它与中国文化间的关系,却愿意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与一般文化的关系为题,从而辨明福音的独特性与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在下面会有较详细的讨论。

有一位神学家说,文化恰似一座楼房,这座楼房有三层。多数人住在第一层,这一层的人随着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本能地为本身的生存及利益努力,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但这层楼里的人当中,会有些较有眼光,想往上升的人。升到第二层的人愿意学习接受理智的引导,逐渐会想到与众人有关的政治、制度、道德、责任及义务问题,于是产生了文学、哲学、艺术和各家各派学说,文化的内容显得充实了。

人对自己能够创造文化这一点非常得意,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在各种学说理论中钻研,却仍然未能接触到人生的终极问题:人为什么要生在世上?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为何?何处是人生的归宿等人生的终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这第二层中的才智之士于是再接再厉地往上追求,追求上第三层楼。在这里,人多少超越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开始探索那目不能见的超自然世界的奥秘。各宗教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信条。有趣的是已经住进第三层楼的人,有的时候仍喜欢再下到第二层或第一层看一看,混一混。

人的文化生活就是这样,有时他受本性冲动及传统压力的支配,有时却顺从理性的导引,在一、二、三楼之间爬上爬下。各大宗教在探究人类终极问题时有一共同点,就是都要用人的手段和方法去探究,去分析;换句话说,要用人的方法去寻找神。既然一切仍然以人为本,在宗教问题上就自然会跟人造的文化纠缠不清,到处抵触,不协调,不和谐,怕那些住在第二、第一层楼里的人反对他们。

中国主流文化的特征是人本文化。儒家哲学讲得最多的是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应当维持什么关系讲得透彻极了,超过了任何民族所讲的。儒家对理想人物的造型有“君子”,有“大丈夫”,有圣贤、豪杰等。根据儒家的教训,人达到最高的成就,达到至善的境界,惟靠“修身养性”而不是靠什么超自然或外来的能力。

虽然儒家也谈到“天”,谈到“神”,但那是偶然出现的字眼,抽象而空洞,并不像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旧约圣经中记载上帝怎样日日与以色列族同在同行,怎样带领祂的子民出埃及入迦南,怎样对他们的领袖们耳提面命,怎样垂听子民的呼求,怎样颁布典章律例,事无大小都过问、都指示。这样“人格化”的神,决不像儒学偶尔出现的“神”。儒家说“敬神如神在”,这话等于否定了神的存在!“如……在”是说好像有而实际没有,好像在而实际不在。

我们当然承认中国文化有许多优良传统,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特殊贡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至于礼义廉耻等道德教训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非但值得保留,且应当发扬光大。只是喜爱某种文化是一件事,与宗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语。

三、福音与文化的关系

基督教是不是宗教?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是宗教。在目录学上,基督教书籍若不归入宗教项目之下,要归入哪一类?然而基督教跟世上其他各大宗教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一般宗教是人用人的方法在寻找神,基督教指示我们的却是上帝在寻找人。

从旧约《创世记》第三章上帝在伊甸园中呼叫“亚当,你在那里”开始,到新约启示录耶稣所说:“我在门外敲门……”(启3:20),神一贯地、主动地在寻找迷失的人,而基督教的核心信息乃是“神爱世人,甚至赐下祂的独子,使所有信祂的人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约3:16);又说:“基督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约1:9)。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4说:“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基督降生之夜,天使宣布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路2:11)。

上面这些经文没有一处不说明人类的拯救是神主动施赐的恩典,这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福音;它不是人为的,不是用人的方法所能获取的。而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向全人类作见证……(太24:14),不是只传给某一特殊种族或某一特殊文化背景的族群,而是传给万民的,文化高的、文化低的,甚至最原始、未接触到现代文明的族群,福音仍要传给他们。

有一个故事说,一群欧洲白种人到非洲偏僻丛林中行猎,看见一土人聚精会神地在读一本书,近前一看,原来这土人读的是圣经。其中一白人讥笑他说:“这本书我们早已不念了,只有落后地区的人才读。”那土人瞧他一眼,然后答:“先生,要不是这本书改变了我们,你先生早已在我肚子里了!”原来那一族本是吃人族,有宣教士去把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们,他们改变了,再也不嗜人肉。

“福音原是上帝的大能!”是神藉着耶稣基督赐给人类的恩典;既不属于人为的,像文化是人所营造的一样,福音就不必成为任何型态文化的敌人。耶稣说过:“我来,不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而是来成全它们的真义。”

犹太人重视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日夜诵读不辍,甚至于写在额上,挂在胸前。可是这些典章诫命逐渐地变为他们的文化,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生命。耶稣来就是要把生命的福音,注入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叫他的诫命律例,那些已经僵化了的教条苏醒过来,成全它们的真义。耶稣责备犹太人说:“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你们,可是你们没有一人遵行律法!”(约7:19)其实不是他们不愿遵行,而是他们无力遵行,因为他们已经掉在一套教条中!这套教条成为他们文化的核心。文化不能给人生命,只有福音,那出自上帝大能,由耶稣基督赐予的福音,才能给予生命,使人得救!

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地方颇与希伯来文化相似。历代士子熟读四书五经,诗云子曰背得烂熟,可是行不出来。前面说过,中国哲学史上谈得最多的是人伦道德问题,谈几千年了,照理中国社会人与人相处之道应该最圣善,但事实并不如此。凡在中国机关做过事,再到外国机关做事的留学生们,大抵同意这样的看法:在中国机关做事,最叫人头痛的是人事问题,多半的时间精力要花在应付人,而不是应付事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说的虽头头是道,但缺少行出来的生命力。惟有神,祂是生命的源头,才能给予生命力。主曾宣布说:“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约10:10)接受生命是信仰问题,不是文化问题。

新约《希伯来书》说,神要与以色列民另立新约。这新约跟旧约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旧约是写在石版上,而新约乃是“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头脑里,写在他们的心坎上!”(来8:10)写在石版上的也许成为文化资产,写在心坎上的会成为有生命的信仰。

笔者想用一个比喻来结束此文。圣经说过“太阳照好人亦照坏人”(太5:45),上帝的福音,要赐给万民,不论是生活在哪一型态文化中的族群同样可承受福音。假设某地经历了长期旱灾,有一天降大雨,人们把各样各式的容器都搬出来接雨。容器有大有小,有木制的也有泥土造成的,也有各种形状,种类繁多,但同样可承接雨水。当然有些容器也许破旧不堪,有了裂缝或漏洞,雨水进去多半漏了出来,这就要容器主人去修补了。各种容器可比喻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都需要福音。只是有些文化腐朽僵化,如受无神论支配的文化,拜偶像的文化,物欲横流的文化;福音进入这样的文化社会,恰如雨水落在腐朽了的容器,种子撒在石头上面。那么这是谁当负的责任呢?

基督徒从圣经承受生命,“在世而不属世”。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亦在文化之上!我们喜欢优良的文化传统,喜爱本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亦愿保留某些传统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可是这一切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问题,不能领我们进入永恒生命里。所以我们要领受福音所给予的生命,作为我们在文化之上永不改变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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