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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圣经,文明不能存在也不能维持

圣经不仅能够与中国文化会通,而且可以补足其缺陷;不单补足,并可成全。对于西方文化也是相同。

中国文化之困境

十九世纪末,北京大学有位对文化界极具影响力的教授,梁济先生。他在六十大寿之日,留下遗书,投湖自尽。遗书中指出,中国文化走到二十世纪,已经来到绝境,若不尽全力挽救,中国文化便完了。他情愿以自杀来唤醒国人。

梁济之子梁漱溟先生,深受父亲之死的刺激,乃穷毕生之力探求中国文化的前途。他于1922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讨论世界文化的三大主流。

他有个强烈的信念:世界文化不久将达一融和境界,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孤立来谈。他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有无贡献?应扮演何角色?若一个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将来整个世界文化没有贡献,即使本国保留此文化,也没有价值。而他探讨世界文化之后,产生一坚定的信念,认为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其重要的意义。

他最不满印度文化,觉得它太内向,对外在观感世界的存在采否定态度,这种看法过于浮面,不能丰富人的生命。

他认为西方文化虽肯定并尊重外在世界,但采过份对立的态度,且企图利用,因此与外在世界缺乏互通、契合的关系。他指出,西方如此利用外在自然界,至终会自食苦果。虽然梁先生所用的不是“污染”等现代用语,但当前环境与生态种种严重问题的出现,证明他的确有先见之明。

他运用Eucken(191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日内瓦大学哲学教授)等人批判当时西方文化的观点,警告国人勿对西方文化一面倒。因为西方文化对外在世界存利用、控制的态度,会影响内在的人,有使人趋向物化的危机—把人当作物。如果要纠正这观念,儒家所讲的“仁”便十分重要。

“仁”的要点便是“感通”:人与外在世界互相感通,在感通之中彼此成全。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曾说:“仁者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如此,人与外在世界互相丰富。

梁先生指出:西方必须回到儒家的“仁”,若不然,西方便非常危险。他从西方文化的缺失来肯定儒家的人文精神,眼光实在独到。

新儒家的提倡者,如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等,看出西方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的困难,指出其原因,并将西方可能有的突破与中国固有人文精神来互通。

峰回路转看西哲

自康德以来,西方文化便很注重人的自我意识(“I”consciousness)。结果产生一重要问题:外在世界是否只存在于我的意识里?若是如此,我如何能跳出自我意识来肯定世界的存在?同时,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严重问题。我如何能有同情心(Sympathy)——这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人既困于自己的意识之内,怎能体会别人所经历的感觉,然后互相感应?如此就产生“爱怎么可能?”的大问题。

康德写了三本书:《纯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应用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判断的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综合起来可说是意识的批判(Critique of Consciousness)。他认为人只能在自己的意识范围里知道事物,却无法知道事物本身的真实性。但这困难在做道德抉择时,得到解决,因为人在作道德抉择时,可以把握住此“道德抉择”行动本身的真实性:人面对自己,“我”成为被认识的对象,同时“我”又是认识的主体;这时,“知”的行动成为主体与客体互相结合的焦点,而在此,我可以把握到“我”的“真实性”。如此一来,认知事物真相的惟一办法,就是透过行动,亦即是道德行为。

所以,康德后期的哲学思想,非常注重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情。因为透过道德行为可以建立主体(人)的真实性,再由主题(人)进入道德主题,而道德主题本身必有客观的对象,(如:“打”必须要有对象);因此,人透过道德主题便可通向外在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就很重要,因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道德主体。向来中国人讲“本体”并不是讲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讲本体如何经验自己。本体是由人的“心”、“性”来体验;而本体的真相在道德责任、道德行动中能完全呈现自己。换言之,“仁”就是本体启示他自己的焦点。所以道德主体,对我们认识真理、体会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这点与康德的哲学互通。

道德主体的探究

西方自康德以来的哲学家,如Maxscheller等人,也是提倡透过道德主体来体验真理。此外,海德格(Heidegger)研究本体论也从Dasein(指人,being there)开始。他认为一个“存在”,必须“存在于某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为何本体论必须由人开始?他认为理由很简单。历代以来,是谁问本体的问题?“Whatis being?”此问题由何处出现?是由“人的存在”里发生出来的问题。惟有透过了解人,了解人为何问此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这问题的真正意义,然后才能找答案。

海德格写的《Being and Time》一书,其中大部份就是分析人的存在真实性、存在的实情;他想透过研究存在的实情,来了解人的being。他的重要假设就是人是在Dasein中呈现自己。问“What is being?”,其实是being自我彰显的一部份。藉这问题,being表明自己是什么,也透过历代以来人对此问题所提出的答案,来彰显他自己是什么。

所以,现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从完全客观的认知,发展到主体行动的角度,了解人是个agent,而非一个客观的知识论者(objective knower)。

新儒家致力打通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我觉得这条路很值得探索。如牟宗三先生,能把握住康德最有潜力的“道德主题”;西方反而有许多人不够了解康德,只知由他的知识论来看,殊为可惜。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一方面讲人与宇宙感通的关系;一方面从宇宙整体来看,视宇宙为一谐和的整体,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分割,而是互相渗透的体验——主体渗入客体,将生命一部分流露于客体中,然后让客体进入生命中,丰富生命;形成一种活泼的相互交流。这与现在英美流行的进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在意义上有共通之处。基督徒也可以欣赏这种思想。

传统西哲的困境

但西方传统的思想并非如此。他们视“实有”为“自足自存的个体”,宇宙为无数自足自存个体的总和。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中个体的会运动,一方面是有一“美好”(The Good)吸引万物,另一方面,个体内在有一动力,将个体推向终极目标。后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就推翻了这种说法。依照万有引力,宇宙间个体所以会动,乃完全取决于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如此,就形成机械性的宇宙观。

笛卡尔自认推翻了亚氏的哲学,但从他的基本哲理“我思故我在”一说,可看出他仍承袭了亚氏的观念,即认为个体是自足的,有属性即有本体,有本体即有属性。这种“自足自存的个性”观用于了解人的时候,就造成了个人主义。社会是一群独立主体的集合。如此,人就要问,我这个孤立的主体,如何与另一主体建立关系?社会怎能产生成社会?这是近几百年来西方极其严重的问题。他们用理性主义来解释:我与你虽无关系,但可以用理性来建立契约,于是成为契约社会。

这种宇宙观、人观与社会观造成现代西方的问题。

圣经融贯万理

中国哲学除了可以批判、纠正西方传统哲学的这种发展,也与圣经中对本位的了解有共通之处。圣经也是先讲到宇宙的和谐关系,再从此关系中体会事物的真相(reality)。

西方一想到reality,就想到一件东西,因为reality之字源是“re”,原意是thing。所以讲到reality,就想到一件东西的结构、内容等,而不包括它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圣经就很不一样,是由相遇(encounter)来体会reality。当神用爱来创造时,reality就存在了。reality是由关系来实现的,就是“爱”的实现。而reality的成全,(即事物之所以实现其本相),相互参与(participation)是绝对重要的。

耶稣的“道成肉身”即是一例。如何能绝对把握最真实的人性?不是将人与神的关系抽离之后,再将人分析,以求得人的真相;而是由人与神的关系中,经历何为人。道成肉身使我们认识:人与神是不能分割的;惟有在人与神深相契合之中,人才能认识自我(Manrealized himself)。

所以由此看来,圣经的观点与中国的本体论有许多共通之处。

我的信念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实在有长处,值得尊重。然而它不是没有缺陷(在本文中我不欲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圣经则不仅能够与中国文化会通,而且可以补足其缺陷;不单补足,并可成全。对于西方文化也是相同。基督教对中西文化的贡献,是绝对肯定的。若要具体提出,基督徒思想家必须作很多的努力。以上是我简单指出的一些路向。

“圣经是维系西洋文明经纬线的书。它是千千万万男女的生活手册,没有它,我们的文明不能存在也不能维持。”——英国历史学家H.G.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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