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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小宝毁了江湖,我们毁了梦

11月15日,2020新版《鹿鼎记》在央视八套开播。网上对主演张一山的吐槽,表明在郁闷的这一年里,人们原本对这部剧集还是期待颇高的。当然,把劣评都堆在张一山头上也没什么劲,用句套话来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在金庸笔下,靖哥哥的江湖原本是他从香江北望的家国情怀的理想寄托,最终在金大侠的收尾之作《鹿鼎记》里,韦小宝如同新冠病毒一样完全毁了江湖。导演马进之后,估计一时半会没人再去动改编金庸的念头了。斯人已逝,金庸虽然早已无力保卫自己的作品,但曾经反哺几代大陆青年的武侠小说与港产片,正迅速成为一个怀旧话题。

1983港版《射雕英雄传》
1983港版《射雕英雄传》

失去父亲的侠客

金庸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1957-1961年完成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即著名的“射雕三部曲”。同时,1959年他创办《明报》“右手写武侠,左手写社评”,以自由报人和时评家的身份针砭时弊、隔岸论政,时有洞见。

在这一时期的小说里,郭靖作为突出的英雄形象,体现了金庸对“侠之大者”的经典阐释。他出身平凡,可以体察民生疾苦;大智若愚,重情重义,有古侠之风采;他奇遇不断、武功高超,却又谦逊有礼、待人宽厚;最重要的,他心中牢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立场,由此所献身的就不是个人的义气与血气,乃是民族大义、国家危亡的宏大叙事。

何者为侠?韩非子的一句“侠以武犯禁”,将“侠”划入了贬义词的行列。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这一派主要是为掌权者谋划,出了不少狠招和阴招;在他们眼中,侠是可能威胁帝国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解人困厄,能在史书上给出这几句走心评价的,几千年来也没几个。金庸笔下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如《雪山飞狐》中的平四叔,拖着残躯将恩人胡一刀的幼子养育成人,其实骨子里展现的就是太史公笔下的侠义精神。

金庸塑造的大侠,重情重义自不用说,胸怀胆识更加超卓。《神雕侠侣》二十回中,郭靖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有人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金庸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将“侠”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古代侠客关注的是小我,参与国家大事、政治斗争并非自己所愿,例如荆轲行刺秦王不过是还太子丹的人情。金庸笔下的大侠,却将家国民族放在心中。然而国家对文人与侠客,是否都以国士待之,却也不一定。

金庸自己,从来都不大喜欢郭靖。他不止一次被问到,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一个人物。1969年林以亮采访金庸时,他说:“在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里面,我比较喜欢杨过、乔峰这两个人物,对他们的同情心最大。”2001年在浙江大学讲演中,金庸提到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杨过、萧峰。2007年,金庸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承认最喜欢令狐冲和杨过。

相比杨过、萧峰,郭靖太过中正完美,人性太少。金庸喜欢杨过、令狐冲,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不得不面对父亲缺席的情况,满身伤痕、疲惫不堪,不断求索却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金庸自己的父亲1951年作为反动分子被枪杀镇压,1980年代初被平反。或许这几个人物让他更有代入感,因此对他们报以最大的同情。

从至情至性,到“有情皆孽”

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直白地说:“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国家的界限有一天会消灭,亲情、友情、爱情却会被持久地赞美。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到赞美人性真情,民族情结的宏大叙事退场,金庸对“侠”的理解显然发生了变化。

金庸在十五部小说中塑造了两千多个人物,其中栩栩如生、充满人性复杂与纠结、值得细细品味与体悟的人物形象不知凡几。金庸的好友陈世骧评价《天龙八部》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

1997港版《天龙八部》
1997港版《天龙八部》

其中有被爱情扭曲者如阿紫,有被仇恨扭曲者如游坦之,有被权欲扭曲者如慕容复,有被嫉妒怨毒扭曲者如马夫人,也有陷入情欲网罗的段正淳,挣扎在国家民族夹缝中的萧峰——萧峰为洗刷民族的仇恨献祭了自己的生命,是一出真正的古希腊式悲剧。

金庸笔下令人印象深刻、又爱又恨的扭曲人物实在是不胜枚举。武功高超的有西毒欧阳锋、东方不败、金轮法王、天山童姥、绝情谷主公孙止、梅超风、李莫愁、归辛树夫妇等,功夫平常惹人厌恶的则有杨康、裘千尺、郭芙等等,甚至没有出场的人物如金蛇郎君也令人脊背发凉,深感人心险恶。

其实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情结,古希腊英雄可算作其中著名的代表。他们或者勇武过人、或者智计百出,但人性的弱点同样引人注目。如著名的奥德修斯,出于嫉妒杀害了一百名妻子的追求者,又如赫拉克勒斯的到处留情,阿喀琉斯的鲁莽暴躁。民众并不因其缺点而取缔其英雄的名号。不像吾国吾民,书本上越是要求英雄有道德洁癖,现实中大家伙活得越是苟且,然后就越是要求英雄完美到不像人的地步,仿佛陷入文化的死循环。

人性是经不住仔细观察端详的,客观描画人性的小说常会变为恐怖小说,将人性美化的浪漫主义小说,又会被批评违背真实,金庸也身处两难境地。他不愿一再树立郭靖一般的完美英雄,而想要书写真实的人性,又“拔剑四顾心茫然”了。

突围无路,退隐江湖

到了1969年,金庸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才真正厌倦了继续玩造神的游戏。《笑傲江湖》是金庸晚期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从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彻底走向了虚幻的江湖。在虚幻的江湖中,侠客不再受“为国为民”政治正确的铁律羁绊,“侠”字也就有了重新解读的空间与可能。

《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左冷禅、东方不败、任我行是清一色的枭雄,追逐权力也被权欲所累。任盈盈、林平之、岳灵珊则是野心家的牺牲品。作为主角的令狐冲,更是一个不合格的侠客——没有“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寄托情感,对权力争夺也不感兴趣,纠缠不休的只剩下儿女情长,最终选择退隐江湖。

金庸最后的作品《鹿鼎记》,从1969年10月开始在《明报》上连载,直到1972年9月刊完。这部作品走得更远,写得更奇,反英雄的韦小宝成为了主角,颇有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的味道。韦小宝出身妓院,油头滑脑,武功稀松平常,唯一擅长的功夫是逃命用的神行百变。如果说令狐冲尚且还有一股率性和豪气,胸中藏着扶助弱小的侠肝义胆,那么韦小宝则贪财好色、撒谎耍泼,连基本的侠客气质也没有了。

一路下来,作为侠客的郭靖,为国为民;到了令狐冲与韦小宝,自身都成为了需要被救的对象。在权谋、欲望的泥沼中,令狐冲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退隐江湖仿佛成为最好的选择。而韦小宝一个人把江湖混得风生水起,除了那些戏剧化的桥段,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江湖是中国的江湖,他的背后一直站着以康熙为代表的皇权,他不过是替主子在游戏的世界里玩两把。

1998港版《鹿鼎记》
1998港版《鹿鼎记》

作为一个旅人、一个问道者,金庸造了一个虚幻如梦的江湖世界,张开双眸端详众生万相,所图岂止是表现人性?可惜从起头的《书剑恩仇录》到最后的《鹿鼎记》,对于人生终极理想的思考与追寻,最终以韦小宝毁了江湖的解构告终。金庸留给读者的并不是一个完满的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不可能永远美满,因而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

金庸想要参透奥秘之事,获得人生的解脱与逍遥。世间忧患、家国情仇,好像一道道枷锁束缚住了他和他笔下的人物。郭靖、杨过、令狐冲、韦小宝,他们不过是金庸一次次突围的尝试,以他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智力常识,一试身手,看看能否在江湖上闯出一条道路。他本人从1980年代后多次回大陆,或回故乡、或访问北京。在不写江湖好多年之后,他把自己活进了真正的江湖,先后经历了《明报》上市、作为主要人物参与起草基本法等大事。

金庸所面对的难题,正是中国文化的难题。他笔下的英雄表面舞刀弄棒,骨子里却是诗书传家,要内圣外王,要持守仁义,即便是杨过的反礼教,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基本属于在野党的青春期叛逆。可惜,金庸没有找到出路,江湖比人大。越是透彻地看清人性,越难免如金庸一样感到“茫然”。最终他与日本的池田大作握手,相逢一笑,走进一片虚无之中。

谁救我们脱离人性的江湖

《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众人在光明顶唱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喜乐忧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强颜欢笑了,怜人其实更是自怜。浊世之中,将人从家国苦难、生命危局中解救出来,实非易事。

即便金庸,父亲横死、儿子自杀、与为他生下4名子女、全力支持他事业的妻子离婚另娶小29岁的新人,他一个人站在家族的河流中央,扛笔如枪,英雄竟何至此?有心杀贼,但是贼在哪里?香江无语,一片萧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即便只是金庸心中念念不忘的“好人应该有好报”,在现实中也会遭遇如此尴尬,而他只能将这些作为自己言行所结的果子硬生生吞下。

2020版《鹿鼎记》
2020版《鹿鼎记》

金庸笔下的英雄鲜有美满丰富的家庭生活。当无法用外在的江湖风云、国家大事延续人生的充实之后,他们的退隐其实是隐去了空虚之后的茫然。当金庸终于摘去了英雄的面具,露出背后的空洞,也就只能写无字书了。当我们承认,原来韦小宝的人性也在郭大侠身上,或者说,韦小宝背靠小玄子,因此远比郭大侠更能玩转整个江湖,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普天之下,后全球化时代,谁能阻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同样渴望自己的英雄,重振民族声威,再造辉煌。最终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人很难承担这个角色,因此圣经里无论多么伟大的英雄人物、士师和圣王,都被如实暴露出人性的软弱甚至不堪。即使他们最念兹在兹的大卫王,也脱不开奸淫与凶杀的龌龊桥段。对于人性,圣经是如此描述的:“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曾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可是,如何面对自己心中的愧疚?金庸曾亲口对媒体承认,他对不起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妻子。而熟悉人性的我们,想必知晓人们肯开口承认的问题,总是少于应该承认的问题。

如何将人从自身的罪恶与欲望的泥沼中救拔出来?大英雄、大侠客也无能为力,人不可能拉着自己的头发自我救赎。唯一的出路,就是承认自我的破产,而在我们的头顶、在日光之上存在另一种超越性的正面力量,我们允许这种力量介入我们当下的生活。

金庸,本名查良镛
金庸,本名查良镛

这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世代盼望的英雄——弥赛亚所做的,祂会来救赎每个信靠祂的人。“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弥赛亚以完全无罪之身代世人受罚,最好的小说家也无法设想出这样的桥段。更何况,这个英雄最终被祂所救的人挂在了木头上。若真有“侠之大者”,这个才更靠谱!无论是李岩、袁崇焕还是萧峰,这个才是真正的舍生取义!

这位英雄所承诺的是,“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世间的英雄只能带来有限而短暂的盼望,这一位,带来的是终极的盼望和永恒里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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