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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给普世教会更新的五大契机

谢谢安平牧师的分享。过去我也在思考过这些议题,但安平牧师不只在思考,更是在实践,并能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写出这样一篇内容涉及相当广泛的文章,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

的确,疫情是危机,但也带给普世教会更新的五大契机。

契机一:再思崇拜和团契的意义

这次的疫情首先冲击到的是教会的实体崇拜。我们决不是要称颂实体崇拜的暂停,而是要藉这机会重新反省:我们平时真的有在崇拜吗?当我们每周来到教会礼拜时,会不会渐渐忘记敬拜的意义不单在于与上帝的连结,也是与弟兄姐妹的连结?

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基督徒,因为某些限制等因素无法像往常一样聚会,这反而使许多教会群体开始反思:什么是崇拜?什么是团契?

当我们无法开展动辄百人以上聚会时,此时化整为零,反倒是重新建立真实连结的机会。

契机二:检讨过去对节目和大型组织的过度依赖

其次,疫情的冲击就像门徒生活的一场体检,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过往教会群体的所作所为。如果教会在实体聚集时,并没有培育门徒,那就算运用科技转到在线也是没用。若没有扎实地培育门徒,不论是实体或在线,我们都无法忠心见证福音。

今天教会所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转为在线,而是需要正视过去对节目与组织的过度依赖所产生的问题,回到扎实的“培育门徒”上,培育出能带着使命生活在所处的时代的门徒——不论是过去的印刷时代,或现今的数位时代,都能见证福音的门徒。

契机三:普世教会的连结

这次疫情使不同地区的教会突然意识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我们同样面对死亡威胁的现实,也意识到我们同属基督的身体,怀着同样复活的盼望前行,进而更深地与彼此连结、互相交流和学习。

以普世华人教会为例,每个地区的教会受到实体聚会的限制都不太一样。中国教会因为处境特殊,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隐蔽型”非实体聚会的尝试;香港的教会因为去年社会局势的动荡与刺激,在疫情初期已开始许多“公开型”在线聚会的尝试,可以说打了前锋;美国和新加坡的教会因为政府居家令的要求,被迫全面采取在线聚会,探索和发展出不同的在线直播与录播的聚会模式;台湾的教会目前还可以有小规模的实体聚会,因此许多教会可以摸索在线和线下聚会的不同的整合模式。

契机四:正视人类与科技的关系

疫情也让我们更认真地面对人类社会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我们为能在疫情中使用科技保持连结和建立新连结而感谢上帝,但绝不是要敬拜科技,或把盼望寄托在科技上,而是需要分辨如何忠心使用科技,好使我们在所处的时代大大彰显福音。

C.S.Lewis(C.S.路易斯)和 John Stott(约翰·斯托得)在他们的时代通过写信来牧养人,婴儿潮世代人们透过电话关怀彼此,生活在数字时代中的我们当然可以用数字媒介来牧养。数字和身体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是兼容整合的关系,因为人还是需要透过身体参与数字活动。敲下键盘、点进链接、在镜头前发声……这些都是在身体中的行动(embodied acts)。人际链接,透过数字通讯媒介传达出去,的确有“失去宝贵元素”的可能,但不能完全否定这样沟通中“身体”的参与。

契机五:神学思想和信仰实践的更新

回顾教会历史,信仰实践和神学论述是相互影响的,而每次处境的巨大变动,都挑战和更新了教会的信仰实践,也刺激活化了教会的神学思考和论述。

例如,奥古斯丁在罗马帝国秩序崩塌之际写出《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在印刷时代开启之际,点燃了宗教改革的运动;莫特曼在二战的冲击下,把焦点从人类的努力拉回到上帝的行动,发展出盼望神学,区分了乐观与盼望的本质差异……

此时此刻,面对 COVID-19 的疫情冲击,或许普世教会正要迈入另一个神学思潮和实践更新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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