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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郑念:心有所信,至死优雅

“我是基督徒,只能爱人,不可恨人,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花岗岩一样坚强,不管处于何种严酷的打击,都要洁身自爱,保持自我。”(郑念)

2009年11月2日,十一年前的今天,郑念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华人世界一片唏嘘,哀叹最后一位贵族女子凋落,唯独来自《卫报》追思者凯文·钱伯斯(Kevin Chambers)的一句回忆,道明了这位老人一生优雅高贵的原因:“她是一位有着坚强信心的基督徒。”

翻看郑念生前于古稀之年撰就的英文回忆录《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常常在泪眼朦胧间震撼于她的尊贵高雅,又更深地被她内心所信那位上帝的信实护理之手感动。“若不是每天靠着背诵圣经诗篇23篇神的话语,不断得到安慰和坚固,我恐怕撑不到出狱的那一天,”郑念在书中说,后来在各种采访中也常提及。

郑念背诵的经文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随着郑念母女的骨灰被撒入太平洋,她们在这世上的曲折旅程全然结束,却在离世的一瞬间,看见上帝荣美的殿宇,并要踏脚进入其中。正如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极美的话:“明年还能不能出门就不得而知了,可能要旅行到很远的地方去见上帝。”

年轻时的郑念
年轻时的郑念。

1、郑念其人

1915年1月28日,距离除夕还有约半月的北平,北洋政府高官姚家产下一女,取名姚念媛。

青少年时期的姚念媛,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女生部(今第二南开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之后远赴重洋,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早在中学期间,她就因为绝世漂亮容颜,连续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一时成风云人物。

在英国留学期间,姚念媛认识了同为留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山东人郑康琪,后者比她大五岁。二人相爱并在英国步入婚姻,此后,这名美丽女孩便跟随先生改姓郑,并自名郑念。

于公于私,婚姻生活为郑念的一生带来的意义都颇具非凡意义。

婚后,在与婆婆相处的日子里,郑念深受对方虔诚基督信仰的影响,开始了慕道之路。多年后,当她经历上海生死之劫移民美国,在耄耋之年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专门回忆自己的信仰历程。

“当我嫁给丈夫之后,就成了一名基督徒。他的母亲非常虔诚。为了讨她欢心,我在此前对这份信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我开始阅读圣经,并且越来越感兴趣。直到入狱后,这份信仰对我变得至关重要。有时候,我会背诵诗篇23篇,它就帮助我平静安稳下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对当时的我真是恰如其分。”她说。

就在郑念开始被圣经吸引并心切慕之的时候,有了身孕,孩子出生后取名郑梅平。这个同样漂亮的独生女与她相伴至26岁,在“文革”期间被活活打死,成为她余生之痛。

郑念(右)母女
郑念(右)母女。

婚后的郑康琪先是从政,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并在当地生活七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对一心爱国的夫妻,携着六岁的幼女,转道香港回到上海,积极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

回国后,郑康琪先是受聘成为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次年获准辞职,开始就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总经理。任职期间,1957年,死于癌症。身为遗孀的郑念,受邀担任总经理顾问至1966年。

这份被“文革”终止的职业经历,彻底颠覆了郑念的生命史,将她推入“上海生死劫”的噩梦之中,直至65岁彻底离开,才以孑然一人之身,复归安静生活,并撰书回忆录,享誉世界。

2、沪上生死

1960年代初以及之前的沪上生活,郑念母女一直是幸福的,她们过着“为数不多的几家”上流贵族才有的,殷实、优雅又不失节制和高贵的“宁静温馨”生活。

在她书籍的开篇,简单描述了她的居所内景,那栋蓝白色调的楼宇内,插花用的是康乾时期的陶瓷花瓶,每处都恰如其分地以名贵古玩布置,卧房则有齐白石和林风眠等人的画作和名贵古画。她每周的饮食以中西餐各一天轮流的方式,由专门厨师定制。而她的书房,“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

郑念在书中如是描述她曾经的家:“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个英国人,曾声称我这个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话倒也不过分。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谓趣味高雅了。……使我们在这个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城市里,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品味度日。……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家里雇着几个仆人。”

郑念一家坚持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反对贴身女佣陈妈到寺庙上香火。

一切止于1966年6月30日。那天“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维持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几个小时”。彼时,郑念细细琢磨着报纸上充斥着的越来越措辞强硬的文章,“竟然一丁点都未意识到,我已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两个不速之客的闯入,成为这个家庭急剧坠落的引子。此后,郑念就越来越频繁被强行拉出去开会,参加“文化革命”。在此期间,她经历了最好的朋友、音乐家李菁的自杀,也因此常常深感绝望,“我唯有祷告,恳求上帝保护。”

8月30日,“红卫兵来抄家了。”晚上,门铃突然响个不停,同时许多拳头疯狂地砸着大门,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口号声。“我心里清楚,是时候了,我得面对现实。”之后,郑念开始了被软禁和隔离审查的生活,红卫兵们逼着她认罪,罪名是资产阶级敌人潜藏在大陆的特务。

郑念被隔离审查的是“第一看守所”,该所专门用于关押政治犯。从家里被带走那天,郑念没有惧怕和恐慌,反而被一种绝不撒谎认罪的信心与斗志充满。“那些妄图加害于我而栽在我身上的罪名,都不能成立,只要我不被杀死,我决不放弃抗争。”

“我相信公义的上帝,坚信他必能带我脱离地狱。”入狱的第一天,郑念心怀着坚决信靠上帝到底的信念,至死不撒谎、不妥协、不放弃。

这样的立志换来的,是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羞辱、殴打。事后多年,她说:“我永远都忘不了在这里面所尝受的苦难和孤寂。”

郑念以“骇然”来形容监室的内景。天花板爬满了蜘蛛网,白色的墙壁已泛黄且布满黑色的裂缝,水泥地上到处污迹斑斑,室内充满着浓烈的霉气味道。“我有生以来,从未接触过,也未想象到,世上还有这样简陋又肮脏的地方。”

面对这样的居住环境,郑念的反应是动手收拾、打扫整理,她要在龌龊绝望的环境里依然活得洁净和高贵。当一切安定,她坐在床沿上,突然想起独生女儿,心里涌起强烈的哀伤,就“默默为她做了祷告”,在向神交托的过程中慢慢平静下来。

长达六年半的监狱生涯,这个出身名门的中年女子一边经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无尽折磨,被故意扣紧的手铐勒伤的手腕,伤口一度露出了骨头;被一次又一次击倒在地并拖出囚室;满口牙齿发炎,一度松动脱落;身体日益衰弱时被医生告知已罹患癌症,但要就医必须先认罪,她不为所动,仍旧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在凄冷的夜里,在一天的拷问和毒打之后,她也曾被无边的灰心难过笼罩,以至于以为每天向之祷告的上帝也离开自己而去了。

另一边,郑念在死荫幽谷的患难中唱起了生命的赞歌。当她听见其他囚室有人唱起《平安夜》,就由衷地感谢上帝的慈爱,认为“是一生中所参加过的所有圣诞音乐会中,最最隽永、含义无尽的一次”;放风时间,当她看见砖缝里一朵绽放的小花,就心里涌起怡然安慰的喜乐;当她软弱,有人劝她大哭一场,她说,一个女人,狼狈地哭嚎,“不优雅,也不文明”;当她每次要用带着手铐的手拉上身侧的衣服拉链,都会钻心地疼痛,但她为了保持自己生而为人的尊贵,每次都要坚持忍痛将拉链拉好。

当她看见漏风的窗台爬进一只小蜘蛛,就痴痴地观望它爬行、结网,称之为“小朋友”,并因此感恩上帝。在观看它结网的过程里,“我有如目睹了一位技艺超众的艺术家,在进行一项建筑工艺……我感谢上帝让我亲眼目睹了蜘蛛的活动,这是一幕显示生命奇迹的见证。它帮助我‘看见’上帝的手在支配天地间的一切,我对造反派不再感到那么可怖了,重又树立起盼望和信心。”

当有人怂恿她撒谎并诱导她说出憎恶执政党的话时,她说:“我是基督徒,只能爱人,不可恨人,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并邀请对方一起背诵主祷文。

无边的苦难使郑念产生出一种感受,就是上帝前所未有地距离自己很近。“在监狱的几年里,我经常祷告,令我感到上帝就在身边,在那一片黯然寂寥之中,我曾感受过不少超现实的妙不可言的见证,而这些在我过往悠闲舒适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未曾感受体验过的。”

她在书中写到:“苦难增强了我的信心与盼望,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到,上帝永远存在,只是我要主动去贴近主。”“白天因为有看守监视,我不能公开祷告,我唯一的祷告方法就是把头俯在毛的著作上,从痛苦不堪的心灵深处,向神倾诉。”

就这样,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又一次次靠着对上帝的信心活过来。哪怕造反派疯狂地打她耳光,用枪口顶上她的头,不住地向她咆哮,要她签字认罪,她都在平静有力的微笑中坚守着“一个无辜者”(郑念手书签名)的原则。

直至1973年3月27日,看守过来要她收拾好所有的行李,58岁的郑念出狱了。

3、崭新一页

恢复人身自由的郑念,需要确认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身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的女儿早已身亡。这使她决定揭开生命史的崭新一页,就是远赴重洋,永不再回头。

“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我宁可客死他乡,死在任何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国家……在我掀开生命史中崭新一页之前,我要通过祷告和自省,来调整内心各种矛盾凌乱的思绪。”1980年秋,在办理完一切出国手续之后,郑念托人在杭州莫干山租了一套房子,过了为期两周的隐修生活。

同年9月20日,郑念离开了上海,先是到加拿大渥太华住了两年,继而定居美国华盛顿。一边适应当地的生活,学习驾车和购物等各种基本生活常识;一边开始着手写书。

她在自己日后享誉世界的著作“跋”中,描述了居住美国的日子:“我的生活丰富而又忙碌,只是内心不时会萦绕一阵伤感,特别是黄昏,当落日渐渐西沉,而我的体力也开始渐显疲乏之时,一种怅然若失之感和乡愁会袭上心头。但是待次日清晨,我仍准时起床,乐观并精神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富有启迪和信心的新一天的开始。”

六年后,《上海生死劫》出版,一时引起巨大反响,在美国一版再版。美国著名书评作家、长期为《纽约时报》撰写书评的克里斯托夫·雷曼·豪波特,于1987年5月该书刚刚出版不久,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该书的书评。至今,包括《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在内等很多媒体悼念郑念的文章,还都引用他当年的这篇书评。

多年来在美国新闻界和文坛颇具影响力的雷曼·豪波特,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曾经每周都会收到大约一百本书籍,希望他能够为之撰写书评。但是,书寄到家中的时候,都被放到车库里一个特制的长条板凳上,只有极少数能够被“选拔”出来,加以评论。

他说,记不得为什么《上海生死劫》这本书最后“入选”,好像是听别人讲过,但是郑念的书,让他感到震撼。他在书评中写到,这本书一开头,就是两句高度简练、毫无雕饰的话语:“过去的事情我永远无法释怀,一切我都记得。时间和空间的倒流,又把我带回了1966年7月仲夏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旧宅的书房。”

在书评结尾,雷曼·豪波特说,郑念终于走出了上海的拘留所,走出了中国,这“对他们是一个损失,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海姆在郑念去世当天撰文说,《上海生死劫》这本书是抵抗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

读了该书的加拿大著名音乐人科里·哈特(Corey Hart),专门谱曲《郑念叙事诗(Ballade of Nien Cheng)》,以表达自己对这位高贵老人的尊敬。

借着书籍出版,郑念受邀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并演讲,喜欢旅行的她自由出入于美国。直到90岁高龄之时,她还仍旧亲自驾车带着朋友外出吃饭,有朋友回忆,她开车一直平稳,不输给年轻人。

《卫报》记者凯文曾与郑念有几次谋面和书信来往,其中曾谈到上海:“我写信给她分享我对上海的看法,认为那里成了一个极度物质主义的城市。她回复说,有朋友告诉她上海已经变成了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

所有接触过郑念的人,都惊讶于她的高贵优雅,被她明亮清澈的眼神吸引。查尔斯在追思文中回忆说,郑念有时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需要有“任务感”,而她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永远不让恶势力占上风,而且要为历史做证人,同时还要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心有所信,坚定、清洁,不苟活;至死优雅,良善、明亮,不媚俗。这就是郑念。十一年前,当她离开这个世界,再次展开生命史的崭新一页,这次的展开,便是永恒。从此,“神要擦去她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本文成文参考了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以及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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